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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宣教運動的再思

莊祖鯤

        當普世華人基督徒熱烈慶祝馬禮遜來華兩百週年紀念時,華人教會如何推動宣教?就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而前幾年興起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似乎就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有人聽到國內家庭教會已經在招募成百上千的農村青年在學習阿拉伯語,就非常的興奮地認為,這就是未來中國教會走向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憂心忡忡地認為,這些農村青年的知識水平,恐怕無法勝任這種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此認定這是一個錯誤的宣教策略。

        以上兩種觀點孰是孰非?我們得從宣教歷史的回顧,來尋找答案。

 

        來自基層的莫拉維亞宣教士

        在基督教歷史上,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後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維亞教會是由「敬虔派」的德國貴族親岑多夫(Zinzendorf, 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來自捷克的莫拉維亞難民,並在他的農莊成立了莫拉維亞教會。

        他們在1732 年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去西印度群島、格陵蘭、非洲及美洲。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是在三十年之內,卻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十個國家,是宗教改革時期最活躍的基督教宣教團體。由於莫拉維亞教會認為,向普世傳福音是全體信徒的責任,因此到1930年為止,莫拉維亞教會已經差派了三千位宣教士出去,而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高達一比十二。

        雖然這些莫拉維亞傳教士自我犧牲的精神、愛心和對宣教的生命奉獻,在宣教史上無可匹敵。但是因為莫拉維亞教會的宣教士多半來自中下階層,教育水平不高。所以他們的缺點是聖經及神學的根基較淺,所建立的教會組織較為鬆散,以致於所帶領的信徒屬靈上不夠成熟,多年之後,教會往往就煙消雲散了。

        所以雖然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從宣教的成果來看,莫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卻是不能結實百倍的。

 

菁英份子組成的天主教修會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穌會無疑是最有創意、最有活力的一個團隊。 「耶穌會」是由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他們是有獻身熱忱的精英團體,也有軍人的紀律及組織。他們發展很快,到1556年羅耀拉逝世時,成員已由六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十八世紀時甚至曾高達二萬二千多人。

        耶穌會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賴於許多像利馬竇這樣的鮑學修道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於1580年奉派來華襄助羅明堅(Michel Ruggieri),翌年他們一同進入廣東肇慶。利瑪竇短時間內就學會華語,並以儒服周旋於士大夫之間。他精於天文、曆算、地理和機械之學,因此除了研究中國文化之外,也因為他精通這些西方科學,吸引了很多達官貴族為學生。他在1601年終於到達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極為讚賞他。當利瑪竇於1610年逝世時,已有數以千計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員。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劃時代人物,也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最佳典範。

        另一位耶穌會宣教士諾俾里(Robert De Nobili, 1577-1656)於1605年到達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爾語。他在南印度有五十年之久,是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士,與利瑪竇齊名。他棄絕當時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採用類似利瑪竇的方法,脫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聖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由於他精通多種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階層的婆羅門族受洗歸主。雖然他一生可能只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後來又放棄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個能成功地引導婆羅門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馬竇、諾俾里,以即隨後來華的湯若望、南懷仁等修道士,都是滿腹經綸的菁英知識份子。藉著他們,福音才能在中國和印度的堅硬土攘上紮根。

 

風起雲湧的基督教學生宣教運動

        在基督教圈子裡,十九世紀爆炸性成長的宣教運動,所依賴的,乃是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投入宣教。其實大學生在宣教上的影響,由來已久。例如十七世紀德國敬虔派的哈勒大學的學生,就參與了宣教;十八世紀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德都出身於牛津大學;西緬(Charles Simeon)在劍橋大學長達五十四年的事奉,也影響了無數的學生。

        1884年慕迪(D. L. Moody)到英國劍橋大學佈道,有名的「劍橋七傑」蒙召獻身到中國宣教,在英國掀起學生參與宣教的熱潮。而美國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門山舉行的靈修會中,在參加的二百五十位學生中,有一百位在慕迪的呼召下決志獻身海外宣教,被稱為「黑門山百人團」(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獻身者更達到2,100人,並在1888年正式成立「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簡稱SVM)。

        SVM的口號是:「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從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舉行一次宣教大會。最高潮是在1920年,那年一共有6890位學生參加,其中2783位獻身宣教。總計到1936年為止,SVM共差派兩萬名學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戰後,美國校園團契,取代SVM成為學生參與宣教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每四年舉辦一次的Urbana宣教大會,五十年來,鼓舞了數以萬計的青年投身宣教的大軍,擴展了神的國度。

 

回顧與前瞻

        總結過去幾百年的宣教經驗,我們發現,跨文化的宣教恐怕只能由知識份子來承擔。因為跨文化的宣教士,必須有優異的語言能力,和豐富的聖經及神學知識,又能對異文化有足夠的理解和掌握。這一切,都只有大專知識青年才具備這種潛力。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雖然小學沒有畢業,但是他是自學有成的學者。他除了精通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之外,還熟悉38種印度語。他還因為在植物學的成就,獲得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植物學院士榮銜。也是因為他的博學,才成為基督教宣教歷史上的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場不同的屬靈爭戰,因此所需要的宣教士乃是重質不重量的,人海戰術是沒有果效的。中國教會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三百勇士,而非三萬個烏合之眾。

        問題是中國教會的「三百勇士」在哪裡?現在中國國內,以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主的都市教會正在興起,也有零零星星的大專畢業生開始投入宣教,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宣教的熱潮出現。因此我們需要迫切禱告。

        我們求主賜給中國教會的領袖們清楚的異象,及屬靈的智慧,來擬定中國教會未來宣教的策略;我們也求主興起這一代中國的知識青年,願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來奔跑這條十字架的「宣教之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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